杨某乙、杨某丙诉杨某一般人格权纠纷案——近亲属祭奠权应受法律保护
基本案情
杨某乙、杨某丙诉称：杨某甲、成某系夫妻关系，该二人生育有杨某乙、杨某丙、杨某三个子女。杨某甲于1927年11月出生，于2018年1月去世。成某于1931年3月出生，于2020年1月去世。杨某乙、杨某丙常年在安徽省滁州市生活，杨某在重庆市潼南区生活。自1993年起，杨某甲、成某随杨某乙、杨某丙生活，自2017年11月起，随杨某生活。2018年1月，杨某甲去世。在料理杨某甲丧事的过程中，杨某乙、杨某丙、杨某存在纠纷。2020年1月，成某去世，杨某未通知杨某乙、杨某丙。2020年3月，杨某乙、杨某丙返回潼南，发现成某已经去世。由此，双方矛盾加剧。杨某甲、成某系合葬，墓碑由杨某敬立，碑文上有杨某及其家庭成员姓名，无杨某乙、杨某丙及相应家庭成员姓名。杨某乙、杨某丙认为，杨某拒绝、阻挠同胞姐姐为母亲尽孝，有损家风民俗，给杨某乙、杨某丙精神上造成了巨大痛苦。故请求判令：一、杨某向杨某乙、杨某丙书面赔礼道歉；二、杨某重立父母墓碑，碑文应经杨某乙、杨某丙二人同意或人民法院审定；三、杨某支付精神损害赔偿金30000元；四、杨某支付因本案诉讼所产生的法律服务费10000元。
杨某辩称：其父母于2017年10月由杨某乙、杨某丙从安徽滁州送至潼南，由杨某负责赡养，之后父母先后去世，应由杨某乙、杨某丙向杨某道一声谢谢，而不应由杨某赔礼道歉。杨某乙、杨某丙并没有任何理由，向一个为老人养老送终的人索要精神赔偿。
法院经审理查明，杨某甲、成某系夫妻关系，该二人生育有杨某乙、杨某丙、杨某三个子女。杨某甲于1927年11月11日出生，于2018年1月4日去世。成某于1931年3月14日出生，于2020年1月11日去世。杨某乙、杨某丙常年在安徽省某市生活，杨某在重庆市某区生活。自1993年起，杨某甲、成某随杨某乙、杨某丙生活，自2017年11月起，随杨某生活。2018年1月4日，杨某甲去世。在料理杨某甲丧事的过程中，杨某乙、杨某丙、杨某存在纠纷。2020年1月11日，成某去世，杨某未通知杨某乙、杨某丙。2020年3月21日，杨某乙、杨某丙返回重庆，发现成某已经去世。由此，双方矛盾加剧。
杨某甲、成某系合葬，墓碑由杨某敬立，碑文上有杨某及其家庭成员姓名，无杨某乙、杨某丙及相应家庭成员姓名。
裁判结果
重庆市潼南区人民法院于2021年6月23日作出（2021）渝0152民3487号民事判决：一、杨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杨某乙、杨某丙就报丧、碑文事宜书面赔礼道歉；二、杨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六十日内为父母重立墓碑，碑文应当符合本地风俗习惯；三、杨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杨某乙、杨某丙每人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元；四、驳回杨某乙、杨某丙其他诉讼请求。宣判后，双方当事人均未提出上诉，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。
裁判理由
法院生效裁判认为：老人过世，奉告远方的亲朋系传统丧葬习俗。杨某应当及时向其胞姐报丧，既是传统的丧葬习俗，也是树立良好家风，重视家庭文明建设的具体要求。杨某关于双方存在家庭矛盾的辩称意见，均无法免除其报丧义务。料理丧事，送别老人，系子女孝道的应尽之责。杨某乙、杨某丙未能参与丧事，实是人生憾事，难以补救，应当归咎于杨某一方。依照相关法律规定，杨某强应当承担赔礼道歉、精神损害赔偿的民事责任。关于精神损害赔偿的具体数额，结合本案的具体情况、当地经济水平等因素，酌情向每人赔偿3000元。关于墓碑碑文的问题，碑文中仅有杨某家庭成员的姓名，杨某并未征求杨某乙、杨某丙具体意愿，碑文并不符合本地的丧葬习俗。杨某乙、杨某丙现请求重立墓碑、另撰碑文，应予准许。关于墓碑由谁主导重立的问题。三人系两位老人共同的后人，原则上墓碑应由三人共同敬立。碍于三人存在纠纷，暂难调和，加之杨某乙、杨某丙远嫁外地，杨某长期在潼，为便于化解纠纷，由杨某负责重立墓碑为宜，由杨某乙、杨某丙提供具体名单。立碑开销可由杨某先行垫支，再由三方分摊。关于杨某乙、杨某丙主张的法律服务费，无相应法律依据，不予支持。
